唐宪宗元和年间，即公元九世纪最初二十年，安史之乱已过去了半个世纪，唐王朝终于又从衰乱中想有所作为了。于是整顿赋税，以增加财政收入，平定几个闹独立的藩镇，使全国终于又形式上归入统一了。诗坛上于是也逐步摆脱八世纪下半叶那种内容单薄、形式精巧的诗风，不仅出现了以韩愈为首的奇崛险怪的诗派，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派，[而且]还有柳宗元、刘禹锡等独树一帜的名家。
所谓乐府诗，是指东汉末年至唐代，即从二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初，可以用作歌词来歌唱的那些诗，以及沿用这种诗题仿作的诗，如李白的《行路难》、《蜀道难》等等；而所谓新乐府，是指模仿乐府诗而又不再用乐府旧标题，而依据内容另取一个新标题的那些诗，如杜甫的《兵车行》以及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等等。
新乐府运动是一次颇有声势的诗歌运动。其代表人物是元稹和白居易，虽然文学史上一贯称元白，但白居易是这一派的理论奠基人，诗歌成就也就更高，是真正的代表（洛阳白居易墓）。
新乐府运动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，一是主张诗歌要为政治服务，即诗要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”（《新乐府序》）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，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年，即九世纪最初的十年，创作了大量揭露弊政和各种不合理现象的讽喻诗，最著名的是《秦中吟》十首和《新乐府》五十首。这些诗观点鲜明，提法尖锐，使执掌军政大权的达官显贵咬牙切齿。不过他这种政治热情保持的时间较短，写讽喻诗的时间更短。到四十四岁时，他遭到了报复，被贬为江州司马。经过这一次打击，他就礼佛参禅，走上了独善其身，埋头写闲适诗的道路。
为了充分起到宣传作用，这一派的另一特点是主张用浅切平易、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写诗。据说白居易写诗一改再改，一直改到不识字的老妇人都能听懂为止。这自然不免夸张，不过他的诗读起来轻松，比韩孟诗派好懂，这也是事实。
有一田舍翁，偶来买花处。低头独长叹，此叹无人喻。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。（《秦中吟·买花》）
“一丛深色花”，就相当于十户中等收入的人家所交纳的赋税。十户人家交纳的赋税才够贵族买一束花，那么，农民该怎样把骨头磨成钱，才能满足贵族的其他享受呢？
他《新乐府》中的《新丰折臂翁》，更是叫人心酸得无法读下去。“新丰老翁八十八，头鬓眉须皆似雪。玄孙扶向店前行，左臂凭肩右臂折。”老翁为什么会成为独臂的残疾人呢？因为天宝年间宰相杨国忠为了建立边功，提高威信，两次发动对云南南诏的战争，共动员兵力二十多万,都全军覆没。“是时翁年二十四，兵部牒中有名字”，为了逃脱必死无疑的出征，于是“夜深不敢使人知，偷将大石捶折臂”，“此臂折来六十年，一肢虽废一身全。至今风雨阴寒夜，直到天明痛不眠。痛不眠，终不悔，且喜老身今独在。不然当时泸水头，身死魂飞骨不收。应作云南望乡鬼，万人冢上哭呦呦。”从诗的角度来说，这首诗到这里，戛然而止，应当说恰到好处。其余一切，该由读者自己去想象，由读者根据诗人安排的逻辑线去做结论。但是，正如白居易在诗题下加上“戎[戒]边功也”所提示的，其目的不在于写一首感天动地的好诗，而在于通过这首感人的诗使人受到教育。因此他接着写道：“老人言，君听取。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，不赏边功防黩武。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，欲求恩幸立边功。边功未立人生怨，请问新丰折臂翁。”【从这首诗的动机来看，加这一段自然也合情合理。】
白居易的另一首《卖炭翁》则注明“苦宫市也”，意思是苦于宫市的祸害。宫市是唐德宗贞元年间，即八世纪末至九世纪最初几年一种扰民的弊政，即由太监直接到街市上采购皇宫中所需要的一切。太监以皇帝的名义出来采购，还有不作威作福的！于是客气一点的压低市价，不客气的就干脆不给钱。诗中的卖炭翁就遇上了这种比抢劫还要卑鄙的掠夺。“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。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。”老人在终南山辛辛苦苦烧炭，为的是把木炭拉到京城卖了以维持衣食。一场大雪后，老人赶着牛车卖木炭来了。尽管衣裳单薄，冻得发抖，他还是“心忧炭愿天寒”，因为越冷越冻越难受，兴许越能卖个好价钱。结果偏偏就遇上两个太监，指令他把牛赶到城北的皇宫去：“两骑翩翩来者[翩翩两骑来是]谁？黄衣使者白衫儿。手把文书口称敕，回车叱牛牵向北。一车炭（重）千余斤，宫使驱将惜不得。半匹红纱[绡]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值！”这千多斤的一车木炭，是老人多少个日日夜夜烧出来的！可只换回两个布头和一个万丈深渊一样的失望。也许卖炭翁当年就抱着两块既不能食、又不能用的纱绫死去了，又有谁知道呢？
白居易常用他的乐府诗帮着不幸的人讨回公道，除了《卖炭翁》还有那个《上阳白发人》。十六岁时，她“脸似芙蓉胸似玉”，因此被选入皇宫。可是，“未容君王得见面，已被杨妃遥侧目。妒令潜配上阳宫，一生遂向空房宿”。在皇宫里，没有值得回忆的，也没有值得遗忘的。“唯向深宫望明月，东西四五百回圆”，一望四十多年，望成了白发人。这种现象原是封建社会无法更改的弊政。青春被迫凋谢在皇宫里的这个宫女，总算在白居易的诗中吐出了这一口血泪熬成的苦水。
不过也应当看到，白居易的思想在当时是比较保守的。在《新丰折臂翁》里，他把进攻南诏的战争罪责，完全推到了杨国忠头上，似乎与唐玄宗没什么关系。在《上阳白发人》中，他认为这个上阳人的悲惨遭遇，都是杨贵妃的嫉妒所造成的。更有甚者，在《井底引银瓶》中，一个少女为爱情而与男子私奔，最后受到封建礼教的迫害，他认为这是罪有应得，特意写这首诗来“止淫奔”，也就是说告诫人要主动服从封建礼教。诗中写少女私奔后，“到君家舍六七年，君家大人频有言。聘则为妻奔是妾，不堪主祀奉苹蘩”，因为不是明媒正娶，终于被赶出来。诗人得出的结论却是“寄言痴小人家女，慎勿将身轻许人”。可以说，白居易这种思想在唐代并不符合时代潮流。有意思的是，元代著名剧作家白朴写的《墙头马上》，虽然是在这首诗的提示下写的，最后却让这私奔女子成为名正言顺的状元娘子，当初迫害她的人还不得不向她赔礼道歉。
白居易是个神童，据说生下来才七八个月就能识“之”字和“无”字。后世称识字不多为“略识之无”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他十几岁时写的诗，足以说明他的天才：
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……”（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）
有人说这是讽刺小人像野草一样死不绝。说也能说通，不过，现在都是从野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点来着眼。
关于这首诗还有个小故事：白居易年轻时，拿着诗集去拜访诗人顾况，想求他在公众场合帮他扬扬名。“居易”这个名字，根据词义可解释为住下很方便。也许他对白居易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吧，就开玩笑说：京城里粮价高得很，恐怕住下来不方便吧。等读到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这一联时，不禁大为惊奇，忙说：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，全国哪儿住下都方便得很！
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远芳侵古道，晴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”
投稿专用邮箱：